近年，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重新进入法律界，而亚太区似乎是他们的重点地区。本文探讨他们
有些人可能会感到似曾相识，因为四大在90年代后期曾作过类似的行动，但在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因涉及安然丑闻倒闭，以及美国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后，撤回了大部分法律服务。他们的撤出主要是出于监管原因。在2001年，安达信律师行是按收入计算全球第九大律师事务所。今次，四大似乎更有决心，寻求建立更加完整的模型。
全球外部(即律师事务所)市场巨大。估计全球市场价值在6500亿至7500亿美元之间。当然，这涵盖所有从业者，从最大型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以至独立从业者，涉及广泛的客户和执业领域。
全球法律市场非常分散。即使收入最高的律师事务所(2017年Kirkland & Ellis的收入为31.65亿美元)，在全球法律市场的份额也不到0.5%。相比之下，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主导着主要上市公司的审计市场，而其咨询部门是重要的全球业务。
四大认为法律与他们的许多工作领域可互惠互补，与其他服务相结合，以开发和推广可有效销售给客户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尽管按照四大的标准，法律业务的杠杆相比来说较低，但具有非常明显的盈利能力，他们看到在业务中加入法律元素来提高盈利能力的机会。
他们认为律师相对被动，缺乏业务重点，认为不但可以从相对高端的工作中获得有利可图的法律工作，还能够从相对常规类型的工作中获益。
他们积极采用新科技。事实上，四大在科技和培训方面的投入超过最大律师事务所的收入。他们都以为面向客户的科技有助开发客户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和良好的利润空间。
四大与主要客户建立了深厚而成熟的关系和多个高层联系点，使他们能在较早阶段直接向最终用户更好的提供服务，而无须通过法律顾问。
四大的业务规模庞大。事实上，三大的收入已超过全球100大律师事务所的总收入。
但是，他们的许多市场日趋成熟。他们在大规模的公司审计工作的主导地位限制了增长。
事实上，新兴的监管压力令大四大必须降低大规模的公司审计工作的百分比。此外，强制审计轮替和对非审计工作的限制，可能会限制该领域的增长。税务业务通常增长良好，但通常是审计、顾问(无论名义为何)和税务中规模最小的。由于法律通常是税务业务的一部分，法律业务的增长为税务业务提供了有利的增长机会，从而与审计和顾问相比保持了相对的权力和影响力。
四大的产品很大程度上正在持续不断的发展。只要有可能，他们显然想将法律执业整个事务所整合，为客户提供业务解决方案。这也有助他们将产品与传统律师事务所区分，并有机会通过行政总裁、首席财务官、营运总监或人力资源总监等，为客户机构提供不同的销售经营渠道。这种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减少对法律顾问的依赖，后者可能抗拒他们提供的产品，或宁愿选择传统律师事务所。
在英格兰和韦尔斯等国家，四大已取得替代业务结构(ABS)许可，法律功能因而可并入主体业务。但是，在包括香港等其他司法管辖区，律师必须以「独立」律师事务所形式运作。他们将通过建立跨专业团队来减轻此类限制，但这类安排必须小心构建和运作，以确保符合当地的律师规则。
从他们的网站和别的文件来看，他们目前似乎集中于中端市场活动，包括移民、企业交易、企业重组、尽职调查及监管建议和合规问题。重点产品有风险管理和风险审计、税务结构和相关的公司重组(及相关安排，包括转让定价、知识产权许可和管理服务协议)、人力资源咨询服务，包括移民、就业条款、薪酬结构、福利待遇和股奖励措施，以及监管合规和培训问题，包括洗钱、制裁合规和反贿赂程序。
但随着法律能力增加，并与别的业务有效合作，他们也想发展更高价值、更高企业知名度的法律服务产品。在短期内，他们的重点是招聘和发展其法律能力，其中一些律师会带来现有客户和联系人，但这不是他们的核心焦点。律师的主要目标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从而接触现有客户群。随着合伙人对律师的信心增加，向他们介绍客户的机会亦可望增加。下一步发展是与律师事务所其他伙伴合作，开发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以提供给律师事务所的客户。因此，律师的中短期优先工作是与律师事务所的其他伙伴建立关系，赢得信任，获介绍客户，共同开发客户产品。
鉴于诉讼行为有几率存在潜在利益冲突，他们在诉讼领域将尤其审慎。他们可能提供辅助服务，例如已有的法务会计，以及侦查或其他程序方面的协助。普华永道在其网站上声称会从事诉讼工作，但那是例外。他们会从事与税务相关的诉讼，并可能在监管调查和合规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均表示，有意在2020年代初期开展全球收入最少为10亿美元的法律服务。虽然看似雄心勃勃，但在许多市场中，他们确实现了年复合收入增长超过20%的成绩，随着他们的综合服务发展得越广越深，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应该有可能达到类似的增长水平。有怀疑的人可看看他们的顾问业务在过去约15年的增长，而安永和毕马威在美国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在2000年初出售了其原有的顾问业务。
四大至今的焦点一直是法律能力的有机增长，辅以一些知名的律师。一般而言，他们盼望律师能够融入公司文化，避免高调的明星，因为他们的品牌和网络已能接触到广泛的客户。到目前为止，他们没与大规模的律师事务所进行合并，而是更倾向特定领域的小型律师事务所、团队和个人。一旦法律概念获客户更广泛接受，产品更吸引客户，他们很可能会在适当时候尝试更大规模甚至跨司法管辖区的合并。
四大在澳洲也很活跃，普华永道在2014年聘请了Tony O’Malley和Tim Blue，两人都是KWM的高级合伙人，毕马威在2017年聘请了KWM前行政总裁 Stuart Fuller，是他们在澳洲目标高级雇员的三个例子。
在美国，普华永道9月份在华盛顿成立了律师事务所ILC Legal，尽管该事务所初期不会提供美国法律意见。在6月，德勤收购了美国移民公司Berry Appleman & Leden的8个在美国以外的办事处，并与该美国公司结盟。在10月，普华永道与全球领先移民公司Fragomen建立了联盟。此外，安永8月份在英国收购了另类法律服务提供商Riverview Law。
四大继续在英国进行具针对性的横向招聘，在欧洲大陆的招聘范围较小，因为欧洲的法律服务通常更为成熟。
这些横向聘用、建立新办事处以及与现有律师事务所联营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建立法律能力的野心和决心。
冲突。许多司法管辖区的律师受制于严格的冲突规则，可能会限制他们为会计师事务所客户采取行动的能力，特别是当律师事务所成为会计师事务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非「联营」的独立律师行事务所，这些冲突可能更成问题。
规管。在大多数国家，律师事务所只能由合资格的律师拥有和管理。在提供捆绑式服务或解决方案时，这种规定将带来一些挑战。或许有变通的方法，但在工作环境中可能会很复杂，也有几率存在问题。
审计。四大主导大规模的公司的审计工作，引起许多国家的监督管理的机构和政客关注，尤其是当他们在客户角色中出现冲突时。最少或会对能够给大家提供给审计客户的非审计服务的数量或价值实施进一步限制。中期内不能排除更激进的改革，加上核数师轮替，可能会限制律师的客户范围。
文化。四大是大型全球管理业务，通常由明确的业务指针驱动。他们有多个管理层级。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国际结构主要基于国家而非全球方向。相反，律师往往对官僚主义和对管理的质疑不屑一顾。一些律师会对四大的营运方式感到沮丧，不一定可以与同事「合作」设计和提供综合产品。
法律顾问的抗拒。许多法律顾问希望控制与外部律师的关系，觉得四大机构中的多重关系具有挑战性。他们也可能质疑其法律产品的质量和成本。如上所述，由于四大最初并不想与现有的律师事务所竞争，如果他们可以向公司可以提供综合产品(包括法律产品)，避过法律顾问和机构现有律师事务所的竞争宣传，就可能不会构成问题。
四大现在似乎正认认真真地对待他们的法律业务。他们在欧洲和亚太区发展，显示愿意收购或加入其他法律服务提供商(包括律师事务所和替代法律服务提供商)。他们的策战通常是开发与其业务综合的法律产品。
他们乐意投资于信息科技和培训，因而可提供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对于年轻而充满了许多活力的律师也很着迷，这些律师可能对保守和自大的法律机构感到沮丧。
在短至中期，他们将继续构建平台以开发产品。在此时间，他们不太可能直接与领先的律师事务所竞争，而是选择战场，针对低调但有潜在价值的领域，以证明他们的主张对客户的价值。
他们面对许多挑战，会犯一些错误。因此，尽管不宜夸大其短、中期影响，但低估它们对未来(如10年)的影响，同样是错误的。有见其顾问部门的增长，能想象四大之一到2030年全球法律收入将高达50亿美元。
当然，若四大决定或被迫分拆或规限主要的企业审计工作，将增加开发新业务线的紧迫性，而法律几乎肯定会成为其中之一。
信息很清楚，四大似乎决心发展法律产品。需时可能更长，困难亦比他们想象中大，但如果他们有耐心，就具有成功的规模、联系和投资能力。律师事务所需要警惕四大的发展和产品，作好准备与他们竞争，而不是放弃四大目标的法律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