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违法中司法会计判定定见的质证问题，我之前从前写过一些文章评论。作为一个搞财政身世的人，我更注重从财政学视点来进行实体分析。
严厉来说，司法会计判定是一份不三不四的依据，它乃至不能被称为严厉意义上的司法判定。在没有强制性依据扫除规矩前提下，纯法令技能层面的质证当然要诲人不倦的反复强调，但终究是要落脚在怎么不坚定法官心里坚信，让法官“不敢”无条件、无保留信任这份依据上。要想到达这样的作用，唯有从财政学视点进行实体解剖。
近期经办的一些案子中，办案机关应对“司法会计判定”问题又拿出了新套路。他们依旧是找一个会计师业务所，几个注册会计师来算账，但现在他们更多只需求出具所谓“审计陈述”，乃至不再称号这份依据为“判定定见”。
“审计陈述”是一份依据特点不明的东西。它应当是一份判定定见，但经过改名为审计陈述，躲避了依据规矩对判定定见的许多约束。缺失正式托付手续，不进行成果奉告，变相掠夺请求从头判定权力，躲避判定人出庭责任，相关业务所及会计师底子不具有判定资质等，乱象层出。
办案机关经过戏弄“文字游戏”，在享有“权力”一分不减的情况下，把应承当的“责任”悉数转嫁。是一个值得警觉的现象。
依据规矩约束的缺失，也导致“审计陈述”比“判定定见”愈加漏洞百出。我近期就才智了这样一份审计陈述。整个审计陈述，只要会计师出具的定论，连这个定论是依据哪些检材作出的都不进行阐明。陈述极端精粹，掐头去尾也就一页纸。
我的作业习气是，当对立控方的某个说法时，一起给出我对同一个问题的定见。这姿态就可以减轻法官的作业量，使对立更简单被采用。在涉众型经济违法中，对数额的贰言特别需求提出一起提出正确的数额及算法，究竟你不可能盼望法官去扒着银行流水一行一行核算。
但面临这样一份审计陈述，我也感到束手无策。你想阐明这份审计陈述算的不对，至少你有必要了解到他是依据哪些根底数据核算的。有了根底数据，才谈得上进行验算。
科学的实质是可证伪性。刑事诉讼、依据规矩当然是科学，并且应当是谨慎的科学。出现在刑事诉讼中的依据，天然也有必要要具有可证伪的实质特征。假如一份依据没有可证伪性，那么它乃至底子谈不上是一份“依据”。法庭对这样一个东西进行“法庭调查”也注定毫无意义。
根底检材信息的缺失，不只使得这份审计陈述既无法被证明，也无法被证伪，更阻挠了从审计陈述中进一步精粹有用信息的可能性。这份陈述对包含我的当事人在内的很多被告人任职期间的认定是彻底过错的，这一点在之前的法庭调查中现已彻底承认。假如这份审计陈述列明晰检材，那么咱们至少还能抛开陈述自身，从头核算相应金额，但现在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了。
现在不仅仅辩护人，恐怕连公诉人，连法庭都讲不清楚，包含我当事人在被的各被告人究竟应该对多少金额承当刑事责任。即便不考虑这份审计陈述的依据才能问题，它也将导致本案严峻的现实不清、依据不足。
这是一个略有惋惜的案子，这份审计陈述的问题，本应该在侦办和审查起诉阶段得到处理。但案子历经两退三延，仍是没有注重并处理掉这个巨大的bug。假如有更专业的人更早一点介入，成果或许会不一样。
庭审中，法官屡次诘问公诉人，要求公诉人对该审计陈述表态。公诉人无法称：这份审计陈述仅仅供司法机关参阅，并非直接作为定案依据，详细违法数额以法院查明数额为准。
